访谈｜重塑现代“阳明世界” 加快推进文化出海

熊杰的骨子里，带着一种不安分的冒险精神。他出生于朗霞，父亲是位乡村教师，对他管教极严，从认字起，每天的软笔书法练习是雷打不动的规矩，稍不走心就会挨教鞭。12岁那年，他从村小考入马渚中学，早早离家开始了独立生活。

高中时，他喜欢上了画画，学校里有一面很长的宣传栏，他成了老师的“御用黑板报长”。中午大家都在休息，他就一个人踩在长凳上，用粉笔和水彩一点点画满。高二那年，校长把一台凤凰牌黑白胶片相机交给他。那相机很新奇，他捧着它跑到田埂上，对着风景一直拍。为了把照片洗出来，他跑到照相馆偷偷学习专业技术，回来后就自己摸索着改造冲印设备，连显影粉的水温都反复试，硬是把自己拍的东西一张张洗了出来。

因为热爱画画，1988年，他满怀希望地去杭州考艺术院校，结果到了考点看到别人的画，才发现自己这个农村娃和人家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落榜回程的绿皮火车上，他看着窗外，心里满是迷茫：难道真的要卷铺盖回农村去养猪吗？

就在那个暑假，在吃晚饭时，熊杰听到村里的大喇叭播出了浙江余姚冶炼总厂的招工启事。居然不限户口！他本来不抱多大期望，没想到竟然考上了。“对于当时的农村小孩来说，能进城工作，那是晚上连觉都睡不着的大喜事。”熊杰回忆道。

进厂后，他在模具班当钳工，却在一次搬法兰盘时不慎压断了右手无名指。因为受伤，熊杰没法再干重活，好在他有一手好字，厂里那两块大黑板，便成了他施展身手的地方。后来，他的宣传才华得到了厂领导的认可，他也因此被调去了宣教科，一路做到团委负责人，办起了内部刊物《姚冶报》。

也正是这段在厂里从事宣传工作的经历，让他深深地体会到了文化的力量。1995年，家里东拼西凑借钱替他在城里买了房，想着光靠自己的工资还款实在捉襟见肘。于是，他狠下心，正式下海。这一次，熊杰借了3万元，开办了广告工艺社。为了赚钱，他再小的活都接。

很快，他迎来了第一笔900元的“大单”。太平洋商厦开业前，要在八楼顶上写字，这真可以算是拿命换钱。没有吊篮，没有安全网，他用粗麻绳绑在楼顶水井上，把自己吊在几十米高的半空。风从耳边呼呼吹过，他提着一大桶油漆徒手挥毫，写了整整三天。前一份工作，他在厂里当书记好歹光鲜体面，如今下海创业，真是把苦头吃尽了，但熊杰没有后悔。

真正让他彻底还债翻身的，是当年玉立大厦楼顶那块巨型广告牌。那时，玉立电器要做油烟机的户外广告，单面将近400平方米。熊杰，初出茅庐的广告人，别说根本没做过这么大的工程，连见都没见过！初生牛犊不怕虎。没有电脑排版，所有设计图都是他徒手画的；为了看效果，他用亚克力一条条裁出了立体模型。那一个多月，他白天黑夜都守着，整个人黑了一圈也瘦了一大圈。这单成功做完，他还清了所有的债，也正式大举进军户外广告，最顶峰时，他包揽了全市5000多平方米的户外广告牌业务。

不过，随着台风来袭和政策影响，熊杰也意识到了户外广告的局限性。2007年，熊杰察觉到视频的苗头，跑到杭州买下三间写字楼，背水一战成立影视公司。从那一年到2024年，他们拍摄了3000多部影片。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扛着机器把余姚的乡土人情拍了个遍，也一步步感受到了阳明文化巨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张雯：熊总，您前半辈子从钳工一路“折腾”到影视公司老板，阅历极其丰富。您是什么时候觉得自己真正和阳明文化结缘，并决定把这件事当成下半辈子的事业来做的？

熊杰：从我开始做视频起，这一切似乎就变得水到渠成了。这几年，“阳明文化热”和国学热越来越火，大家渐渐发现，阳明心学不是高高挂起的哲学，而是经世致用的智慧。作为余姚人，我骨子里是有这个文化认同的。后来，我们拍《姚江流韵》，编《余姚文化丛书》，为了把片子拍好，每一集的脚本，我们内部先写好，然后一遍一遍拿去给专家看，反复推敲，才敢开机。

在这个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我们老祖宗留下的东西真是太好了。2020年，刚好我的公司有个1200平方米的场地，我有专业团队，有庞大的余姚历史文化素材库，所以我就想，何不搭一个平台，把阳明文化推向世界？

张雯：做了这么多年的影视和传播，有没有哪一项活动或者哪一个作品，是让您觉得最有成就感的？

熊杰：每一个作品都藏着我们深深的印记。印象最深的是2022年那场中日阳明文化交流活动。当时，因为疫情，我们就做了一场线上的书法交流，以书法为纽带，写阳明金句，增进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情感。

你们知道吗？日本有很多书法家一直在写这些东西，当年朱舜水把中国文化传到日本，对德川家族影响极大。这场活动不少日本的官方媒体都进行了专门报道。这让我特别受触动：文化的传播其实没有那么深奥，书法就是一个很好的载体，阳明文化更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

张雯：您刚才提到要把阳明文化推向海外，那么阳明文化在海外的“用户画像”大概是什么样的？是外国人多，还是华人华侨多？

熊杰：目前还是以华人华侨为主，尤其是华侨。但我现在最关注的是“侨二代”“侨三代”，这些孩子对故土慢慢疏远了，对中国文化没太多的概念，有的连中文都说不好。海外有很多华人学校，这是培养海外侨胞新生代的中坚力量。我们依托统战部和侨办，教他们学习书法、象棋，让他们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不光是线下交流，我们还投资，把8年前创作的优秀文艺作品《姚江流韵》12分钟的长片，重新策划包装成有悬念、有钩子的短视频，做了30集左右，每集2-3分钟。我们还在海外设立了6个分中心，如南非、瑞士等，协助他们共读《传习录》，举办阳明生平思想的公益展览。

张雯：讲大道理年轻人肯定不爱听，您觉得阳明文化怎么才能让更多年轻人感兴趣，完成真正的“破圈”？

熊杰：呈现的东西必须年轻化。就像我们在“浙BA”期间做的那些片子，推介城市的同时把非遗文化融进去。国际传播是个开放的系统，需要大家一起抱团接力。

我们还联合宁波诺丁汉大学、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做文创、做海外印记图。线上，我们在做TikTok直播；线下，我们拥有阳明直播间、阳明大讲堂、阳明文化长廊。通过技术和平台，把社会各界的力量集聚起来，各自发挥专长，这事才能成。

张雯：听您说2024年下半年，传统影视业务遇到重大瓶颈，您让团队全面转向了AI。这其实是您人生的又一次“归零”。AI技术对阳明文化“破圈”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

熊杰：如果不是遇到瓶颈，可能我还下不了这个决心。当时，由于各种客观原因，传统视频业务越来越难做，AI技术出来后，我第一时间让后期团队自学，到今年初大家都全面掌握了这一技术。没有AI，做《王阳明小故事》想都不敢想。三分钟一集，如果做二维、三维动画，18万元一个片子，20集根本投不起。但有了AI，能快速生成我们想要的各种效果，比如场景、人物、道具等，极大提高了我们创作的可行性和制作的效率，降低了成本。

当然，有了新技术的赋能，画面里的细节一点都不能将就。比如，镜头里书架上的书，如果是现代装帧，一眼就“穿帮”了；明朝官服的服色、道具的质感，全都有严谨的史实讲究。我们在史实和艺术中寻找平衡，用导演和摄像师的思维去写AI脚本，让观众能快速代入。

张雯：是的，有了AI技术，更能让创作者的想法变为现实。拍片子其实是在抢时间，为后人留记忆。听说在拍摄过程中，您特别着急？

熊杰：等不起啊。比如王阳明故居后面的山后新村，有些历史建筑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回头去看，我们当年拍下的那些影像，很有可能是它们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影像记录了。

所以，8年前做《姚江流韵》的时候，我们是咬着牙在拼。拍《东山再起》时，剧本里需要找到历史陈述中的棋盘石。我们到处打听，找到对梁弄文史十分了解的张国源老师，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拿来柴刀劈开杂草和灌木，摄像人员扛着几十斤的大机器踩着泥往上爬，硬生生开出一条路来。等找到了石头，发现没演员，我们团队工作人员套上古装站在那里做情景再现。那时候就一个念头：既然拍了，就得把这些老祖宗的印记留下来。

张雯：所以说，记忆需要抢救。那么，如果用王阳明的一句话来形容您现在的状态，您会选哪一句？

熊杰：我想想，应该是“知行合一”。王阳明讲“事上磨炼”，我这大半辈子，其实都在事上磨炼。当年为了赚第一笔钱，我敢把自己吊在半空中玩命；后来做广告、做影视，起起落落无数次，但是始终坚守一份初心。

如今，做文化出海，不一定每一步都想得十全十美再去做，而是一边做一边感悟，再将经验重新融入工作中，形成越来越好的循环。很多人觉得文化出海很高深，阳明文化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其实不然，只有去做，去试，才知道哪种方式能让海外侨胞听得懂，尽可能地将工作做好。

在熊杰的办公室里，看着他给我展示那些用AI生成的“王阳明小故事”微短剧，我脑海里一直浮现出一个画面：孔子之所以名垂千古，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有无数的弟子，堪称万世师表；王阳明也是如此，他后来专注于讲学，即使在带兵打仗的颠沛流离中也坚持给弟子讲课。

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文化，终究是要靠人去“传”的。这根扎得越深，我们这个民族在面对纷杂的时代洪流时，才越能站得稳。

阳明文化要出海，既需要书斋里学者们皓首穷经地考据，也离不开像熊杰这样用短视频、用AI、用国际化的语言去打破壁垒的实干家。他们让那些看不懂古文的外国人和“侨二代”，也能理解那个在龙场悟道的中国哲人。

或许，熊杰没有天天把“致良知”挂在嘴边，但他带着团队死磕一块碑林、用AI一帧一帧打磨小故事、去给海外的华校做公益文化服务，这本身就是一种最朴素的践行。薪火相传，传的不只是文字，更是这份愿意为了守住文化之根而奔走的知行合一的精神。

编辑、一审：徐坚 二审：徐斌 三审：杨若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