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 一声“医生妈妈”，三十年儿科路

人物经历

1972年，马杏娟出生在一个普通农家，她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弟弟妹妹。但这个老大，从小就没干过什么农活——不是不想干，而是身体不允许。

她生下来就是足月小样儿，体重不到2.5公斤。在那个物资并不充裕的年代，一个体质孱弱的孩子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每学期至少请一个月的病假，意味着扁桃体炎和发烧轮着来，意味着冬天冻疮烂到露出骨头，意味着打针打到连走路都困难。

“那时候看病不像现在这么方便。”马杏娟回忆道，“我三天两头生病，隔段时间就要去赤脚医生那里‘报到’。”别的孩子怕打针、怕医生，她不怕，甚至还有点期待看到医生——因为看到医生，就意味着自己的病快好了。

小学时有一次春游，目的地是龙泉山。对于平时很少出门的马杏娟来说，那是一年中最期待的日子。可就在出发前一天，她又发烧了。妈妈带她去看病，她心里委屈极了。直到吃了药，退了烧，虽然春游没去成，但心里那个念头反而更清晰了——当医生能让人不那么难受，真好。

1990年，马杏娟考上温州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那些年，医学院的课程远比她想象的辛苦。解剖课上有福尔马林浸泡的尸体标本；手术科室对体力要求高，虽然她个子小，但是学医的过程中关关难过关关过。而真正让她觉得“选对了”的，是实习时走进新生儿科的那一刻。

那是她第一次看到早产儿——小小的，皱巴巴的，皮肤薄得像纸一样透明，呼吸微弱到几乎听不见。医生们清理呼吸道、打促肺成熟针、上呼吸机、监测感染指标、控制体温……直到这个孩子渡过呼吸关、感染关、黄疸关，一点点好起来的时候，马杏娟站在旁边看傻了。“人的生命真的很奇妙。”她回忆说，“你能参与这个过程，觉得很神奇，也很值得。”

1995年8月15日，马杏娟正式到市二院报到。院长问她想去哪个科室，她毫不犹豫地回答：“内儿科。”当时内科和儿科还没有分开，她选了这条注定辛苦的从医路。半年后，她被派到急诊——考验的不只是医术，还有体力和心理素质。

有天晚上，一个两岁左右的孩子被家长抱着冲了进来。因为发烧送医的孩子在路上突发惊厥，送到抢救室时全身僵直、眼珠上翻、嘴唇发紫，嘴角还有白沫。家长哭喊着冲进来，声音完全变了调：“医生！快！我孩子不行了！”

马杏娟站在那儿，心里“咯噔”一下。课本上讲过高热惊厥的处置流程：保持呼吸道通畅、给氧、地西泮静脉推注。这些知识她全记得。可当那个小小的身体在她面前不受控制地抽搐时，她的脑子突然空白了一下。

“那时候没有人可以求助，急诊室里就你一个人。即使慌，你也不能表现出来，否则家长会比你更慌。”

她深吸一口气，指挥护士把孩子放到抢救床上，吸氧、监护、建立静脉通道，接着从药柜里取出一支安定，计算剂量、抽药，护士静脉推注。手上动作还算稳，心里却一直在打鼓——推进去要是还控制不住怎么办？

好在，药进去一两分钟，孩子的抽搐渐渐停了，嘴唇慢慢转红，呼吸也平稳下来。家长瘫坐在旁边，哭得说不出话。马杏娟没有走开，一直守在病床边，盯着监护仪上的数字。过了很久，她才意识到自己后背全是汗。

“那一刻我才知道，书上的东西和急诊室的距离，差了好几年的夜班。”她说，“你看一百遍病历，和真正面对一个生命垂危的孩子，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天晚上，她在急诊室坐到凌晨。不是不困，是怕那个孩子再抽搐起来，她坐在椅子上，一遍遍地回想处置措施有没有遗漏。后来，她发现自己夜班后总会反复复盘——哪个判断对了，哪个还可以更快一点。这个习惯，她保持至今。

那是她职业生涯的第一道坎。从那以后，她不再害怕独自上夜班了。

2001年，医院内儿科正式分开，马杏娟选择了儿科。其实，这个选择她早在两年前就做好了。1998年底，她主动申请去浙江省儿童医院进修了一年。因为她很清楚，经验、病例和眼界对于医生来说至关重要。

科室分开初期，人手少，她什么活都干，不分白天晚上。后来，她管的事情越来越多——查房、排班、处理纠纷、带教新人等。2008年，她被任命为科室副主任。同年，医院决定开设新生儿病区。

新生儿病区风险高、责任重。早产儿出生时各器官都不成熟，呼吸关、感染关、黄疸关，关关都要闯。很多医生不敢收病人，怕出事。马杏娟没想那么多——她刚从上海新华医院重症新生儿科进修回来，既然学了，就该用上。“那时候白天查房，晚上要是不在病房，遇到难事就电话遥控指挥——值班医生告诉我症状、生命体征，我在电话里告诉他们做什么检查、后续怎么办。”

2010年夏天，一对早产双胞胎被送进新生儿病区。大宝1.3公斤，二宝2公斤。两个孩子的生命体征都不稳定，血糖总是忽高忽低，一个哭了，另一个也跟着闹。马杏娟在暖箱旁守了两天两夜，几乎没合过眼。护士劝她回去休息，她嘴上说“等一会就走”。结果却一直等到天亮，等到这对双胞胎的情况稳定了，她才回家洗漱换衣服，然后又准时出现在办公室。

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室逐渐壮大，2016年，她正式担任儿科主任，科室人员从十几人增加到三十多人。2023年，四川凉山州昭觉县人民医院“马杏娟专家工作室”成立，她更忙碌了，每年要定期去开展医疗指导工作。从1995年至今，三十年了。她没有换过医院，没有离开过儿科，也没有想过要离开。“我如果不在办公室，要么就在病房，要么就在门诊。”她说，“我一天看不到病人，心里就不踏实。”

访谈实录

张雯：马主任，特别高兴采访您，您现在嗓子这么哑，不管您是作为采访对象还是我的朋友，我都有些心疼。您告诉我您小时候三天两头生病，别的孩子可能怕医生怕得要命，但是您反而很期待看到医生。为什么？

马杏娟：因为看到医生，就意味着我的病快要好了。那时候，我生病难受，烧得昏昏沉沉的，医生来了，开了药、打了针，慢慢地就不难受了。所以对我来说，医生是“让我舒服起来的人”，不是可怕的人。

我记得小时候家里人常带我去找一位赤脚医生看病，她40来岁，姓甚名谁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有一次我犟着不肯打针，她不但没有不耐烦，反而从抽屉里拿出一颗糖。在那个年代，糖是多么稀罕的食物。为了这颗糖，我也愿意打针。那个时候我就想，以后我也要做这样的医生。所以很多年后我自己当了医生，口袋里也总是装着贴纸和小玩具，用来哄不配合的孩子。

张雯：那真是很有爱的画面。我们都知道，给孩子看病和给大人看病不一样，儿科更像是“哑科”，孩子不会说、哭闹不配合，您怎么和小患者沟通？

马杏娟：孩子既不会说，也说不清楚。所以他哭，你要分辨他是饿了哭、疼了哭，还是害怕哭；他不哭，你也要留意是不是精神不好。我们做儿科医生的，耳朵和眼睛要比嘴巴用得更多。

我口袋里常年放着贴纸和小玩具。有时候一个小玩意儿比我说十句话都管用。小孩子看到贴纸，注意力被分散了，我就能安安静静地做检查。还有的孩子喜欢看动画片，我就让家长用手机放一放，我趁他看得入迷的时候，把听诊器放上去，动作快一点、轻一点。等他反应过来，我已经听完了。

但我跟你说，光有耐心还不够。哄孩子只是第一步，真正决定性的还是经验。因为孩子不会告诉你“我哪里不舒服”，你得自己去看、去摸、去判断。

去年，有个13岁的男孩，肚子痛来就诊。家长以为是肠胃问题，在其他地方看了好几次没好转。我当时多问了一句——“下面痛不痛？”又让他把裤子脱下来给我看一眼。结果左侧睾丸已经发黑了，是睾丸扭转。黄金抢救期只有6个小时，再晚一点，可能影响他一辈子的生育功能。我马上联系外科，及时做手术，保住了。

那一个月我碰到三个睾丸扭转的病例，还有一个1岁左右的，哭闹不止，脸色也不好，一般的毛病解释不了，我们也是仔细查体才发现问题。这种病例不常见，但一旦漏掉，后果很严重。有时候，多问一句话、多看一眼，改变的就是一个孩子的一辈子。

张雯：听得我有些热泪盈眶。责任、爱、经验和耐心缺一不可。您接诊这么多年，我想问问家长最常犯的误区是什么？

马杏娟：发烧。很多家长，尤其是老一辈的，觉得发烧就是大事——“怎么看了两天烧还退不下来？”“会不会把孩子的脑子烧坏？”这是我们门诊听到最多的话。其实发烧是身体对疾病的一种反应，是体温中枢在调节。有些病情重的，反而体温测不出来。所以不是发烧本身可怕，而是引起发烧的原因要找到。我们治的是病因，不是体温这个数字。

张雯：长见识了，如果不除去这个“因”，发烧这样的表象还是会反复出现。除了发烧，还有什么是家长容易忽视的？

马杏娟：你知道慢性病吗？比如哮喘，有些家长会觉得“小孩子长大了就好了”。确实有一半的概率会好，但如果不处理，成年以后痊愈概率并不高。而且哮喘反复发作，小孩子反复进医院，影响学习，影响心理——同学会问“你怎么又住院了？”对孩子的自信心是有伤害的。急性病家长都很紧张，但是对于慢性病，家长往往容易忽视。其实，慢性病产生的后果，可能比急性病还严重。

张雯：儿科确实是一个压力很大的科室，因为家长爱子心切，每次孩子生病，家长恨不得转移到自己身上，所以难免会着急、焦虑。您是怎么做的？

马杏娟：医生不可能24小时在病房，但我的经验可以24小时运转。以前我会给家长留下电话和微信，现在有了企业微信更方便了。我光私人微信就有5000多个好友，三分之二是患儿家长。有些孩子从小看到大，到现在已经结婚生子了，有了孩子还是来找我看。去年一个“老病人”结婚，还请我去喝了喜酒。

因为我从来不关机，生怕患者家属找不到我，半夜也会接到电话。比如孩子发烧，家长慌了，半夜来问。说完全没被打扰是假的，但人家说“马医生，我实在没办法了才打给你的”，你还能说什么？能帮一点是一点。这个习惯一转眼就坚持了这么多年。

不过，更重要的是带教新人，经验要传下去，不能一个人守着。科室里年轻医生有什么心事都愿意跟我说——工作上的困惑、生活上的难处，老婆怀孕了也会来报个喜。遇到典型病例，我会把年轻医生叫过来，站在病床旁边向他们介绍这是什么病，为什么要做这些检查，用药的依据是什么，需要注意什么。讲完了当场提问，答不上来就让他们回去翻书，第二天我还会再问。

我不是什么都会，但我愿意把自己会的都教给他们。我常跟他们说，“你做到我这个年龄，也可以的。”这不是炫耀，是以我为例子告诉大家，医生是慢慢成长的，看病要有紧迫心，人生却要等得起。所以，有时候忙起来儿科门诊的日接诊量超1200人，团队也能有条不紊地处理，这让我很骄傲。

记者手记

采访结束，马杏娟站起来准备去查房。办公室的柜子上，我一眼瞥到叠放着好几面锦旗，红的底、金的字，摞得整整齐齐。她没有停下来介绍那是谁送的、因为什么事送的，只是顺着我的目光看了一眼，笑着说：“都是家长们给我的。”语气很淡，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说完她就拐进了病房。

病房里的孩子一两岁，正在哭闹。马杏娟刚靠近病床，孩子的妈妈看到她就笑了，低头对宝宝说：“医生妈妈来看你了，不哭不哭。”马杏娟也笑了，弯腰摸了摸孩子的头，声音轻轻的，像在哄自己的孩子一样。

三十年里，她收获了很多荣誉，“余姚好人”、宁波市首届优秀医师奖、宁波市五一劳动奖章……但她身上没有那种“模范人物”的距离感。她不会说漂亮话，也不知道如何拔高自己。问她累不累，她说“习惯了”。问她值不值得，她说“看到孩子好了，就值了”。

相对荣誉而言，她更在意的是——走到病房门口，家长会笑着对孩子说“‘医生妈妈’来看你了”。那声“医生妈妈”，比任何奖状都有分量。

后来我才知道，除了看病，她还做了不少“医生身份之外”的事。她加入了“大城小爱”志愿服务队，跟着团队一起助学、助残、做科普宣教。黄家埠镇上有个孩子，父亲在他两三个月大时就去世了，母亲后来改嫁，家里青黄不接。马杏娟和志愿服务团队一起为他筹措学费，每年还帮他家唯一的收入来源——那片橘子林吆喝卖橘子。

去昭觉帮扶时，她得知当地一个高中生的父亲因暴力行为被判刑入狱，母亲不在了，家里只剩奶奶和几个弟弟妹妹……她又和志愿服务团队一起资助了这个孩子，每学期打款供他读书。

“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尽一点微薄之力。”她说。

而我却看到，她的手机壳已被磨得破损不堪了。就是这样一个从小体弱、打针打到走不动路的人，长大后去帮那些同样“不容易”的孩子。

也许，她不是什么高大上的模范，只是一个累了三十年，还在坚持照亮他人的普通人。

编辑、一审：黄庐锦 二审：徐斌 三审：王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