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余姚⑬｜一座山·一块碑·一个人

客星山位于城东的凤山街道，不高，但还是很秀丽的，山脚的庄稼春里翠绿、秋里金黄，一条叫安山桥江的小河在山的不远处蜿蜒东流，几户农家镶嵌其间，与山上的绿树竹林一起，演绎着一幅诗意弥漫的山村风情画。今天，若登顶四望，向南远看，余姚城区历历在目，向东北眺望，慈溪市区林立的高楼尽在眼前。

据光绪《余姚县志》称：“其谓之陈山者，因宋古灵先生陈襄子孙散居此山之下，有岭曰陈山岭，故名陈山。”又据《宝庆会稽续志》称：“外地人只知严光葬客星山，而很少有得知客星山即陈山者也。”清代诗人郑性曾有这样一首诗写客星山﹕“姚邑东偏耸客星，十分孤秀十分青。看花雾眼看山雪，几度经过为少停。”

自古以来歌吟客星山的诗词极多，这并不是因为人们把这座山看得很伟大，而是因为人们极为敬重与这座山有联系的子陵先生。陈山后来多称为客星山就是最有力的证据。现在城区龙泉山上立着余姚“四先贤”故里碑亭，其中严子陵碑亭的亭额是“山高水长”，亭联是“渺矣纶竿神汉远，依然城廓客星高”。这里的“客星”指的就是客星山，意思是严子陵的高风亮节如客星山一样高耸。

其实，客星山除与严子陵息息相关外，还与一块碑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块碑石乃“汉三老碑”。

这块碑石呈长方形，高91厘米，宽45厘米，碑额现已佚失，碑文共217字，记录了一位名为“通”的汉代地方官“三老”祖孙三代的名讳及祖辈、父辈忌日等内容，要求后代子孙避免言事触忌，铭记祖辈功德。立碑者为“三老”第七个孙子，一个叫“邯”的人，时间约在东汉早期，距今已有1900多年的历史。“汉三老碑”用笔遒劲，如锥画沙，笔画较细，匀称而富变化，文字圆润拙朴、浑厚遒劲，字体介于篆隶之间，不少笔画有篆书特色，方折中有宛转，挺拔中有韵味。它具有极高的历史和文字研究价值，被誉为“东汉第一碑”“两浙第一碑”。1852年，该碑石就出土于客星山下。

清咸丰二年（1852年）的一天，客星山下有一位村民在山里取土，挖到一块较为平整的石料。他将挖到的石料运到自家院子，洗净后发现竟是有字碑。当时，人们对文字是极尊重的，这挖来的有字碑该怎么处置？有人转告对金石有研究的富绅周世熊，周世熊马上前来辨识。周世熊是识货之人，一见就暗暗吃惊，这宝物罕见，他与村民协商后运到自己家里。周世熊对这宝物的态度可以用“尊崇”来形容：“卜日设祭，移置山馆，建竹亭覆之。”

清代著名金石学家陆心源《金石学录补》（1879年版）中记载：“周世熊，字清泉，余姚人。官光禄寺署正，所居客星山多出古砖，皆收藏嵌壁间。咸丰壬子（1852年），访得三老碑，为海内东京石刻之冠。”

然而，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天国军攻陷余姚，碑石被掠夺，垒作灶台之用，让人痛惜，所幸碑文未受大损。碑石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已是1921年。它被人辗转至上海，沪上外商闻之欲出重金收购，此事被绍兴籍上海县知事沈宝昌等人获悉，后经西泠印社丁辅之、吴昌硕等人积极奔走，向民众募集资金，最后花费8000大洋购得，现保存在西泠印社筑石室。

东汉的碑石保存至今的极为稀少，在远离当年政治中心的浙东竟出土了这样一件有较多文字的汉碑，更是难得。因此，这块碑石一出土就极为轰动。客星山也因为这块碑石再次引来了无数文人墨客的关注。这无疑为这座山增添了一道亮丽的文化光彩。

一个星期天，我和几位文友相约去爬客星山。车到城东，客星山就映在车窗外，它突兀在村庄、田畴之上，气势磅礴，像科幻片里外星人的飞船，又似埃及的金字塔。

通往山顶的路并不好走。我们是从慈溪市横河镇子陵村进山的，山脚的路倒是修整过，虽说不平，但也不陡峭。到了半山腰，在山道一侧的平坦处，看到了严子陵墓的纪念碑。据说，这里是子陵先生的安息之处，但墓圹早已没了，石碑也是近年才立的，经过风雨的吹打，碑上的文字有些模糊了，不过还能辨识。因为这块纪念碑，我们认为离山顶不远了。

然而，冲顶的考验才刚刚开始——路骤然变得险峻。这其实不像一条山路，更像一条森林防火带，路面仿佛刚被洪水冲刷过，曲折崎岖，而且乱石密布。如果没有一位文友“披荆斩棘”，当开路先锋，我们以树枝为杖，相互搀扶，协力同行，一个人要爬上山顶真的有点难。

约半个小时后，我们汗流浃背地登上山顶。山顶平坦如砥，估算有一两亩地，杂草丛生。周边树木倒是茂盛，遮挡了视线，站在山顶，根本没有我们原来想象的“一山望两城”的开阔视野，也没有史料中记载的高节书院的影子，更不要说散佚着的断壁残垣了，山顶连一片残瓦都找不到，这多少让我们有些失望。但登顶的喜悦还是让我们觉得不虚此行。客星山是有过辉煌的，子陵先生最后就安葬在山上，正如明代乡贤陆干所写的诗：“客星亭上暂徘徊，便觉清风扑面来。汉业一丝存必鼎，严滩千古峙双台。渔竿入眼终须把，蜗角牵人末擬回。欲向岩头寻旧踪，断碑文字半莓台。”

作为余姚“四先贤”之一的严子陵，在《余姚县志》人物传中是有姓名可考的第一人。然而，关于子陵先生的史迹，流传下来的不多。在屈指可数的史实中，我们约略知道子陵先生出生在如今的低塘街道黄清堰村，是一位淡泊名利的高士。“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这是《后汉书》里的一段文字，说的是作为刘秀的同学，严子陵有一次与刘秀同寝时，把自己的脚搁在刘秀的肚皮上，刘秀竟无半点微词，民间便有了客星犯上的说法。后来，朝廷多次邀严子陵出山做官，严子陵都坚决拒绝，最后干脆改名换姓隐居起来，活到了八十岁，在家中去世，后葬在陈山。

这则“客星犯御座”的故事让后人惊叹不已，也把这座葬有先生血肉之躯的陈山叫作客星山。

其实，子陵先生最让后人敬重的是他的人品！

子陵先生不愿做官，喜欢在富春江边钓鱼，好不逍遥自在。他的“钓鱼人生”着实让后人尤其是仕途不如意的文人羡慕。北宋名相范仲淹来到子陵先生当年钓鱼的地方，挥笔赞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范仲淹是个了不得的人物，此言一出，把子陵先生的高风亮节推崇得无以复加，子陵先生一下子成为不慕富贵、不畏权势、两袖清风的知识分子典范。由此，本在史书上排不上号的子陵先生竟成了大名人，在余姚史志上有姓名可考的第一人赫然成了他，他也极自然地成了余姚“四先贤”的首位人物。当然，我是绝对相信子陵先生是很有才华的，尽管他已离我们很远很远了。但我也不否认，后人对他的表扬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特别是像范仲淹这样的名人。真的，一位名人的评语对后人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敬重名人，也就意味着对名人敬重的人的一种信任和一种更有力的敬重。子陵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代表。

想当年，范仲淹写《严先生祠堂记》中这句话的时候，还只是建德的一个知府，只不过他后来成了大官，成了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说过的话就有了分量。这句话透露给后人尤其是子陵先生的后代这样的一种自豪感：子陵先生是值得敬重的，子陵先生是我们做人的榜样和学习的典范。于是，小小的客星山因为子陵先生，不但有了高度，更有了厚度。

当然，这种高度和厚度对我来说，更在于子陵先生一种与内心切合的生存方式、一种让后世文人羡慕的生存方式。中国文人有一种近乎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满怀拯世救国之志，渴望在仕途上大展宏图；另一方面又向往过一种逍遥自在的日子。真正能走上仕途的文人毕竟是少数，因此，有个性的绝大多数中国文人或行走江湖，或归于竹林，一颗忧国忧民的心里有着无法言说的无奈与悲哀。子陵先生显然是个例外，从来没有一个文人能像子陵先生那样既受到朝廷的厚禄礼遇又能使自己悠然自得，张扬着自己的个性。

后人对此是羡慕的，子陵先生钓鱼，钓出的是自己的活法：旧时文人像潭中的鱼，钓者是当权者，当权者知道潭中有鱼可钓，钓上来可为自己所用；鱼也知道有人在钓自己，但鱼就是不上钩，在钓鱼钩边自由自在地生活着。旧时文人就是渴望做这样一种鱼，既能保持自身的独立，又能被朝廷重视。

不过，在我看来，这一点应在其次，子陵先生最让人起敬的还是他的气节与风骨。子陵先生不贪高官厚禄，坚辞王莽之聘，抗命新朝，保持洁身自好的风范，让后人啧啧称道，以致历代文人对先生的为人处世之道歌吟不绝，为此也吟出了先生在富春江边的那块垂钓之地，连毛主席也有“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之句，侧面写出了子陵先生钓出的那片秀丽。

比之富春江边的钓鱼台，作为先生归宿地的客星山显得默默无闻——现在知道客星山的人已寥若晨星。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以前，客星山是很风光的，据史料记载，山上亭榭、牌坊极多，山顶曾建有高节书院，那根望柱上有一副气势不凡的楹联“何处是汉家高士，此间有天子故人”。但至今那平坦如砥的山顶，连断壁残垣也不见了，只剩下野树杂草在山风中摇曳。其实，这种衰败在清代已露端倪，有诗为证：“云台功业古今稀，不及先生一钓矶。家在舜乡甘侧陋，名垂汉史转光辉。”一座山甚至不及富春江边的钓鱼台，这是不是可以看作后世的人越来越把过程看得比结果更重要了？越来越注重于现下实实在在的生活了？

下山时，我们虽遗憾、惆怅，但更多的还是感慨。在一处山岭的杨梅林旁休憩时，我们意外地实现了“一山望两城”的愿望。站在岭口，山风劲吹，视野豁然开朗。举目远眺，西南方向是高楼林立的余姚城，梦麟中学就在眼皮底下；转身瞭望东北方向，是林立高楼的慈溪城。

斗转星移，历史告诉我们，尽管说到底客星山只是一座普通的山，但因为有“汉三老碑”，因为有子陵先生，这座山还是不平凡的，人们是永远不会忘记它的。青山无古今，大江日东流；人物浪淘尽，英名至今留。

编辑、一审：徐坚 二审：苏英英 三审：王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