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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姚剧艺术的踪迹——关于清代手抄剧本《梅龙镇》

2022-11-30 17:49 姚界客户端通讯员 阿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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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百治在《余姚梨园史话》一书中附录了他收藏的清代手抄剧本60余种,笔者有幸在陈元振的文德园里亲睹部分真迹,选了《梅龙镇》等,带回家研究,欲从中发现古代余姚戏曲的蛛丝马迹。

  钱百治是余姚文化界的老前辈,著述颇丰,《余姚梨园史话》一书更是内容丰富、史料翔实、图文并茂。书中的《清代姚江戏曲概述》一文虽为概述,但也比较全面了,从明代盛行的昆曲和余姚腔说起,之后是北方秦腔与南戏结合形成的“乱弹腔”,以及滩簧的兴起与流行。也就是说,清代,昆曲开始衰落,阳明先生热爱的余姚腔更是不知所终。与当时盛行的“乱弹腔”和滩簧相比,昆曲及余姚腔败落的主要原因笔者以为是太过阳春白雪了。昆曲、余姚腔之于明朝的中国,犹如海顿的弦乐四重奏之于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大清似乎无意也无力承受汉民族的艺术之重,代之而起的是下里巴人的“的笃班”。

  笔者没有贬低“乱弹腔”和滩簧的意思,如果没有“乱弹腔”和滩簧,也就没有江南地区如此丰富多彩的地方戏曲了。诚如胡适在为《缀白裘》作序时指出的,那些插科打诨的俗戏都是中国戏曲史上的重要史料,“使我们可以考见乾隆以前的民间俗戏是个什么样子”,“这是《缀白裘》的一个很大的贡献”。(参见中华书局《缀白裘》第8页,2005年9月出版)这说明钱百治收藏的清代手抄剧本应该也是适合“乱弹腔”的,可称为“三合一”(即高、昆、乱三合一)剧本,滩簧小戏则另有剧目。

  据说,余姚滩簧有72部传统戏,钱百治在书中罗列了60余种,如《水作》《打窗楼》《庵堂相会》等;至于《牡丹亭》《琵琶记》《桃花扇》等大型剧本,被列为昆曲剧本。笔者原以为“三合一”剧本与滩簧小戏剧目不至于“完全井水不犯河水”,尤其像《梅龙镇》这样的折子戏应该也适合余姚滩簧的演出,但日前去拜访姚剧艺术家费凤鸣,她表示自己对这一剧本毫无印象。

  笔者就手抄剧本《梅龙镇》的相关问题谈一些浅见,或能抛砖引玉。

新版《缀白裘》

  手抄剧本《梅龙镇》成于何时

  钱百治收藏的手抄剧本《梅龙镇》的封页上有“庚午年”“菊月”的字样。近代的庚午年分别为1810年、1870年、1930年,比较接近手抄剧本时间的应是1870年,即清同治九年,属于余姚滩簧的鼎盛时期。同时,手抄剧本上贴着一张邮票一样的东西,陈元振认为是税票,如是,则上面有“浙江省道”的字样,说明是清朝的税票。

  更重要的是,在钱百治收藏的清代戏曲剧本中,有一本与《梅龙镇》相同版本的手抄剧本,叫《双贵图》,封面上有“乙卯年”“季冬”的字样。近代的乙卯年分别为1855年、1915年、1975年,1855年显然比较符合手抄剧本的时间。而此书的封底页内有一张衬纸,上有英文,其标题的意思是“美国和加拿大之间会有互惠吗”,美国和加拿大就互惠问题的谈判恰好发生在1854年。这很可能是抄写者将家里的英文报刊剪下来当衬纸,时间也正好吻合。

  因此,笔者认为,《梅龙镇》和《双贵图》分别抄写于1870年、1855年。

手抄剧本《梅龙镇》的开头

  《梅龙镇》与《缀白裘》的关系

  据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一书记载,《梅龙镇》一剧源出《缀白裘》一书,当时的剧名为《戏凤》,说的是明正德帝微行戏民女的故事。而《缀白裘》是清乾隆年间刊印的戏曲剧本选集,收录了当时剧场经常演出的昆曲和“花部乱弹”的零折戏,达80余部400多折。早在1918年秋,梅兰芳就曾找余叔岩排过《梅龙镇》。2001年,由章瑞虹等人主演的越剧《梅龙镇》获得了中国戏剧节曹禺戏剧奖,但越剧版本的内容与《缀白裘·戏凤》已相去甚远。

  钱百治收藏的手抄剧本《梅龙镇》很可能是从《缀白裘》中抄写或转抄而来的;即使京剧《梅龙镇》与《缀白裘·戏凤》不尽相同,但人物编排及故事情节基本一致。以开头为例,三者的内容大同小异,不同的只是唱词、念白。

  钱百治收藏的手抄剧本《梅龙镇》:

  【正生上】

  【引】五皼乘马天未晓,不负明月满栏杆。

  【白】一统华夷真山河,龙床凤枕不快乐,离了北京燕山府,问知大同景致多。

  京剧《梅龙镇》(根据《戏考》第二册整理):

  (正德帝上。)正德帝(引子)龙游芳草地,凤绕牡丹池。

  (念)大明统一锦山河,龙车凤辇难快活。孤王离了燕京地,闻得大同景致多。

  《缀白裘·戏凤》:

  (生上)【梆子腔】为君的夜宿在梅龙镇,见惨惨昏昏灯不明。叹朝纲多少文和武,只有那江彬知我心。猛听得谯楼更鼓响,孤身独坐冷清清……

  如果钱百治收藏的手抄剧本《梅龙镇》和京剧《梅龙镇》都是从《缀白裘》上抄写而来的,那为什么不照搬照抄,反而出现以上这种差异呢?这令人费解。

  因此,笔者推测,钱百治收藏的手抄剧本《梅龙镇》估计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根据《缀白裘·戏凤》改编而来,二是根据多年、多人辗转传抄而来,三是由当时的艺人口述整理而来。这三种情况都不便排除。如果是口述记录而来的,那么剧本中的许多错别字便好解释了,尤其是同音不同字的错别字特别多,如大同的“同”写成“童”等等。费凤鸣说,她刚进余姚滩簧小组的时候也是没有剧本的,靠师傅们口授,靠自己记忆,第一代姚剧旦角刘芙蓉就一字不识。当然,第一种情况也有可能,即由《缀白裘·戏凤》改编而来。

  不过,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觉得诸焕灿的解释更具说服力。他认为,一是古代的演员普遍文化程度较低,甚至不识字、不识谱,因此,剧本中出现错字、同音字在所难免;二是地方演出本需要根据当地演出班子的需要改写,充实较多的地方内容,从而受到当地群众的认同与喜欢。

钱百治收藏的手抄剧本《梅龙镇》

  手抄剧本《梅龙镇》抄写者辨识

  钱百治收藏的清代手抄剧本中,不少在封面上有“泷汇丰”三个字。可惜,“泷”字只是笔者的猜测。原字是酉字旁加一个“龙”字,字典里没有这个字。笔者猜测可能是“泷”字,理由有两个:一是古人有酉字旁与三点水通用的习惯,二是“泷”字有一个词组——“泷漉”,即淋漓,解释为“盛多的样子”。“泷”与“汇丰”结合,突出了汇集、丰富、盛多的意思。这让人联想到“缀白裘”的意思,即“取百狐之腋,聚而成裘”。

  笔者之所以如此咬文嚼字,意在证明“泷汇丰”很可能是商号,抄写者或听写者有可能是这家商号的主人,也可能是此人雇的书童、秀才,所以可以源源不断地抄写、出版,时间跨度至少从1855年至1870年,上面的税票或许是很好的证明,而且手抄剧本的格式非常一致,有明显的修改和校正的痕迹。

  最理想的假设是,“泷汇丰”可能是清代余姚一家颇具规模的出版社,或许还是百年老店。它的主人请了本地有名的秀才或举人,先请他们从《缀白裘》中选取相关剧目加以改编,然后叫书童抄写,多多益善,不愁销路。这还可以对手抄剧本的两个特点给予合理解释:一是错别字甚多,且有明显的修改和校正的痕迹;二是有许多余姚方言掺杂其中。

  手抄剧本《梅龙镇》里的余姚话

  阅读手抄剧本《梅龙镇》,一股浓浓的余姚味道扑面而来,个别余姚话的运用令人拍案叫绝。

  比如,唱词中有一句“忙把木马连声拷”,“拷”字无疑是错别字,但余姚人看了会感到别样的亲切,因为余姚人把“敲”读成“拷”。

  又如,正德帝在李凤姐替他斟酒时用手“刮”了一下她的手心。“刮”在《缀白裘·戏凤》里写作“搔”,因此,笔者认为“刮”字很可能是“挖”字,余姚人说“挖我弄啥西啦,痒痒格之”,此“挖”不就有“掻”之意吗?

  还有一个更有意思,李凤姐责问正德帝“侬挖我弄啥西啦”时,正德帝先是解释可能是自己的手指甲太长,把李凤姐的手刮着了。李凤姐反问:“我手指甲也介长,为什么没有挖侬着啦?”正德帝一本正经地答道:“吓,酒大姐,为军依使庞着原来是有的,待我伸出手来十下五下任你去挖。”“依使庞着”是什么意思?至少有一种解释是余姚话说的“意思几碰碰着总归有格”。当然,也可以解读为“依照情势庞(碰)着哉”。有什么语言比余姚话更能将正德帝与李凤姐的打情骂俏表现得如此活灵活现呢?

  不过,南宋以来,吴方言开始出现在各种戏曲、小说中,明清时期更是俯拾皆是。如在手抄剧本《梅龙镇》里常常出现的一个语气词——“啐”,在《缀白裘·戏凤》里也有,这个字有一个读音读“气”,有唾弃、斥责、轻蔑的意思。比如,当正德帝故意问李凤姐“丈夫到哪里去了”时,李凤姐答:“啐,军爷你出门人不带眼晴?”这如同余姚人所说:“啐,侬来话啥西,眼晴呒介!”

  手抄剧本《梅龙镇》与余姚滩簧、姚剧

  笔者满怀热情地读了几遍手抄剧本《梅龙镇》,希望从中发现它与余姚戏曲的关联。事实上,它或许和余姚腔或者余姚滩簧没有什么关系。不过,笔者从另一个角度对余姚滩簧的前世今生有了些许认识。

  笔者拜访费凤鸣,想着她可能对这一手抄剧本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甚至久别重逢的感觉。结果,她坦言自己从未见过或听说过这样的剧本。她于1953年底进入余姚滩簧小组,那时的演出都是靠师傅们口授的,无论念白,还是唱词,没有曲谱,也没有剧本,考究的也就有个工尺谱,全靠个人的记忆。在她的记忆中,唱滩簧的其实是家境比较困难的人,即使经济状况还好的,也只能亦农亦戏,或作为生活来源的一种补充,多在农闲时赚点外快。所谓“余姚滩簧”,即“姚滩”,无非两三个人上台演出,一把胡琴,一副“的笃板”,没有专门的服装,更不要说导演和舞美了。

  据史料记载,早在清乾隆年间,已有“姚滩”职业班社盛演于余姚、慈溪、上虞,还不断向外流传,东至舟山,西至绍兴、杭州,北达海盐、桐乡,直至上海,甚至与“小歌班”(越剧班社的前身)艺人合演于“华兴园”。一些著名的“姚滩”艺人均挂牌于上海各大戏院,在旅沪的宁绍帮观众中红极一时。这与费凤鸣描述的“姚滩”景象对比鲜明。不过,笔者从中发现,“姚滩”的兴盛期正好与《缀白裘》的刊印时间一致。百度上的“滩簧”词条对此也有明确的表述:滩簧是清代流行于江南的戏曲剧种,“兴起于乾隆年间,名为滩簧调,初为代言体的坐唱形式”,“道光以后,昆曲渐衰,遂以坐唱形式移植《缀白裘》中收录的昆曲折子戏”。这里说的滩簧主要指前滩簧,与昆曲关系密切,余姚滩簧则属于后滩簧,多取材于民间花鼓小戏。但至少有理由相信,当年的“姚滩”戏班应该演过《梅龙镇》这样的剧目。

  如此说来,不仅余姚腔遭遇了由盛到衰直至消亡的不幸,“姚滩”也未尝不是经历了由“红极一时”到“的笃班”萧条的命运;而费凤鸣描述的“姚滩”景象应该是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以来滩簧走上衰败之路的必然结果。

  所幸的是,奄奄一息的“姚滩”竟绝处逢生,并脱胎换骨,一跃成为著名的地方戏曲,进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辉煌的成绩,除了几代姚剧人的不懈努力,与新中国的文化政策也是密不可分的。

  作为非遗的姚剧已有了国家级的历史地位,多次进京或赴各地演出也给了姚剧艺术足够的底气。唯一遗憾的是,由“姚滩”演变而来的姚剧尚未在自己的乡土上建立可供人永久瞻仰的殿堂——姚剧博物馆。

  (本文配图由作者提供)

编辑:夏丽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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