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余姚茶事 这些你应该知道
去年，我国申报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此次申遗成功，让更多人了解到中国是茶的故乡及其茶文化对世界的影响。
田螺山遗址中人工栽培茶树遗存
余姚茶事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在中国茶文化发展史上占据重要一席。从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器、田螺山遗址中人工栽培茶树遗存的发现，到瀑布仙茗的诞生以及越窑青瓷中工艺独特的茶具等，余姚茶业的文化史可算是中国茶叶发展史的浓缩。
（一）
余姚地处宁绍平原中部，素来是“鱼米之乡”，而四明山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土壤含量好，可谓“汇山川之灵秀，集天地之精华”。优越的地理环境和独特的气候条件使余姚适宜种植茶树，且能生产优质茶叶。
早在1973年河姆渡遗址发掘时，专家就在堆积于干栏式建筑附近的樟科植物叶片中发现了疑似原始茶的东西。2004年、2011年，考古工作者又在不远的田螺山遗址中两次挖掘出疑似山茶属植物遗存。2015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在杭州召开发布会，正式宣布：在田螺山遗址出土的疑似山茶属植物遗存，经专家综合分析和多家专业机构的检测鉴定，被认定为山茶属植物遗存，是迄今为止我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人工种植茶树的遗存。
余姚的茶文化始于汉，成形于唐。茶圣陆羽曾来浙东寻茶、品茶，《茶经》中有5处记述了余姚茶事。“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羊，引洪至瀑布山，曰：‘予，丹丘子也。闻子善具饮，常思见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子他日有瓯牺之余，乞相遗也。’因立奠祀，后常令家人入山，获大茗焉。”“浙东，以越州上，余姚茶生瀑布岭者曰仙茗。”又有一处介绍了越州出产的青瓷茶碗，称“越瓷类玉”“越瓷类冰”。《茶经》记载的余姚茶事，篇幅及次数之多，与其他地方相比，是绝无仅有的。这证明了余姚茶叶及茶文化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丰富了瀑布仙茗作为中华名茶的内涵。
余姚除瀑布仙茗外，另有茶中绝品——四明十二雷。元代王元恭著有《至正四明续志》，写了四明十二雷的出处：“以慈溪车厩岙（现余姚境内）中三女山资国寺旁所出，称绝品，冈山开寿寺旁者次之，必以化安山中瀑泉蒸造审择，阳羡、武夷未能过焉。”清代文学家全祖望曾在虹岭建灶乞神，求赐四明十二雷，并写下著名的茶赋：“予自京师归，端居多暇，乃筑一廛于是山之石门，题曰十二雷茶灶……”此外，他还写有茶诗：“高岗茗草并兰生，制茗当如兰馥清。彻夜经营调火候，全家揉焙到天明。老夫倦睡两三觉，小鸟欢呼千百声。起煮天泉香入口，建溪沽诸浪垂名。”
余姚茶叶作为贡品，始于南宋，至明代，出现了“炒青已到更阑后，犹试新分瀑布泉”的情景。明代罗廪在《茶解》说：“绍兴进茶，自宋范文虎始。余邑贡茶，亦自南宋季，至今南山有茶局、茶曹、茶园之名，不一而止。盖古多园中植茶……”绍兴包括余姚，邑指当时的慈溪，也就是如今余姚的东南部。据《浙江通志》记载，从元代到明万历年间，在车厩岙内设置制茶局，每年入贡茶130公斤，占浙江贡茶总量的一半。
对于余姚茶叶，历代先贤留下了许多文墨。以东晋高僧支遁为例，他云游到陆埠东部，恋景寓居，留下不少诗句。“霄崖育灵蔼，神蔬含润长。丹沙映翠濑，芳芝曜五爽。”他把茶树比作灵蔼，把茶叶比作神蔬。“云岑竦太荒，落落英岊布。回壑伫兰泉，秀岭攒嘉树。”魏晋时期称茶树为嘉树，支遁喜欢游山玩水，放眼观之，到处是郁郁葱葱的茶树，还能闻到沁人心脾的茶香。可以说，支遁的诗句是现存最早的余姚茶诗。
“水为茶之母，壶为茶之父。”中国茶具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在原始社会，人类生活朴素，烹饮方法很简单，最早发现野生茶树时，采集鲜叶，在锅中煮成羹汤而食。西汉王褒《僮约》曰：“烹茶尽具，酺已盖藏。”茶具到晋代以后称为茶器。陆羽在《茶经》中把采制茶所用的工具称为茶具，把烧茶、泡茶的器具称为茶器，以区别它们的用途。宋代又合二而一，把茶具、茶器统称为茶具。
古时，茶具一般与食器、酒器并用。因此，茶具的发展与各类材质器具的生产、使用密切相关。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土器具，经过修补，造型各异，餐具、茶具的功能兼有。遗址中还发现一木筒，上下等距，中间挖空，外壁磨得滚圆，两头缠上藤篾一类的圈，还上了漆，显得十分精致。专家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茶具，是用来珍藏少量高档樟科植物叶片的。
韩偓的《横塘》云：“越瓯犀液发茶香。”好的茶具更能衬托茶色，保持茶香，有助于人们领略品茗之趣。越窑青瓷被称为“母亲瓷”，始于汉，盛于唐，主要产地在上林湖、牟山湖一带，尤其到了唐中后期，烧制技艺达到成熟。据相关史料记载，唐时，越窑青瓷深受文人雅士喜爱，盛行于饮茶风尚之中，用温润如玉的青瓷泡茶，茶色清而香，茶与器相得益彰，香气持久而不散。
《中国历代茶书汇编》
（二）
自唐代茶圣陆羽写第一部茶学巨著《茶经》以来，历代茶著不下数十种，谁的茶书在茶史上居第二呢？2007年由著名茶学专家郑培凯、朱自振主编的《中国历代茶书汇编》给出了答案，该书介绍明代茶人罗廪及其《茶解》时，有如下评语：“除陆羽及其《茶经》外，其人其书几无可与比者。”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罗廪在河姆渡罗江出生，开启浙东茶文化新的历程。罗廪是著名的书法家、学者，也是中国茶文化史上的有名人物，系罗甫二十二世孙、罗缙孙，一名国书，字君举，后改字高君，号飧英，别号烟客，能诗工书，行书、草书得法于二王和怀素，纵横变化，几入妙品。他著有《茶解》《胜情集》《浮樽集》等，浙江图书馆还存有明刻本《罗高君集》四卷一册。
令罗廪蜚声海内外的是《茶解》。《茶解》成书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是罗廪经过十年的时间，根据自身经历，并结合前人的经验创作而成的。全书除序跋外三千余字，前有明代著名动植物学家屠本畯的序，后有明代著名作家、诗人龙膺的跋，下有总论，共分原、品、艺、采、制、藏、烹、水、禁、器等十目，茶叶栽培、采制、鉴评、烹藏等各方面均有记述。
罗廪在《茶解》的总论中提到“余自儿时性喜茶”，后“周游产茶之地，采其法制，参互考订，深有所会”“遂于中隐山阳，栽植培灌，兹且十年”。罗廪出生于官宦人家，从小生活在茶乡，自幼受茶文化的熏陶，对茶文化异常精通，特别是周游各地后，接触到不同地域的茶文化，为他撰写《茶解》提供了足够的养分。归隐家乡后，他入中隐山（现余姚大隐山）十多年，开辟茶园，植茶、造茶、品茶，过着悠然自得的茶人生活。他提出的焦土栽培、手工炒制、茶园间植、茶园管理等一系列的开创理论，在明代茶书中并无先例。
《茶解》在“艺”之章节中，首次提到茶叶园艺概念，刷新了人们对《茶经》中“野者上，园者次”的认知。罗廪长期生活在浙东茶乡，对栽培、施肥、除草、采制、储藏等了如指掌，首次提出“茶园不宜杂以恶木，惟桂、梅、辛夷、玉兰、苍松、翠竹之类，与之间植，亦足以蔽覆霜雪、掩映秋阳”的理念。此论述符合茶叶科学栽培技术，提高了茶叶的品质和产量。在罗廪的理论和实践指导下，余姚茶叶的产量和面积在清代达到了历史新高度。据相关史料记载，清乾隆年间，余姚年产茶叶3400担；1936年，有茶园14300亩，产茶万余担；徽州及绍兴等地均有茶商在余姚设站收购。
《茶解》既有追本溯源的总论，又有理论经验和实践操作，通过纲目并举的方式，加强了文章的逻辑；同时，文笔清新，用词凝练，富有哲理，既有唐诗宋词般的高度概括，又有先秦散文式的质朴无华。龙膺评价“语语中伦，法法入解”，屠本畯则称“其论审而确也，其词简而覈也”，两人都给出了由衷的赞赏。罗廪善于营造闲适自然、宁静简约的审美意境，如“山堂夜坐，手烹香茗，至水火相战，俨听松涛，倾泻入瓯，云光潋滟，一段幽趣，故难与俗人言”，这一场景生动再现了晚明时期文人雅士追求清幽淡雅的品茗艺术，因此常被茶人引为经典妙语。
罗廪的《茶解》继承并创新了陆羽《茶经》中的论述。《茶经》云：“生烂石者上，土者下，野者上，园者次，恐不然。”而《茶解》说：“种茶，地宜高燥而沃，土沃，则产茶自佳。”这体现了罗廪的发展眼光以及科学精神。《茶解》又说：“茶喜丛生，先治地平正，行间疏密，纵横各二尺许，每一坑下子一掬，覆以焦土，不宜太厚，次年分植，三年便可摘取。”这是有史以来对茶园土地平整的首创，体现了浙东茶人独到的眼光和敏锐的洞察力。罗廪敢于与时俱进，对“第可想见风致，奉为开山”的《茶经》发出“诸法，殊不足仿”的议论，写出了有自己特色的著述，为研究明代茶叶历史和茶文化发展奠定了史料基础。
（本版配图由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