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5日，在广州开往遵义的1291次列车上，贵州仁怀农民曹大和被绑一夜后死亡。11月8日，媒体公布了死因鉴定意见书，意见书确认曹大和被捆绑致死，并援引派出所询问笔录的内容称，是护送曹大和回家的3名同伴对曹实施“约束”，列车长和其他工作人员给予协助。 （据《潇湘晨报》）

　　这份似乎给列车长开脱的死因鉴定意见书，一在媒体公布就引起了众口一词的质疑。联想到湖北天门城管打人致死案、哈尔滨的林松龄事件，给人的感觉就是，当一个案子成为公众事件后，要想暗箱操作那可真得有“天大的胆子”。

　　但我们在群情激愤之余，是否也该让被告有充分的自我拯救机会？在法院还没有作出终审判决，权益攸关的各方当然有控告、申述、自辩等各项权利。被告方站在己方博弈，是人性的固有之义，情有可原。法律越公开才越有威慑力，法理越激辩才越有生命力。我们应豁达地给予所有的犯罪嫌疑人辩护权，而不应去藐视其人格。具体到这份死因鉴定意见书，它只是一个举证的环节，重在寻找曹大和死亡的原因，列车长在该乘客死亡过程中是否居于主导地位，并不由该鉴定意见书决定，而取决于法院对公安机关的笔录、目击者的证词及现场情景再现判断等等。在这个过程中，一味谩骂和“舆论审判”并不可取。

　　法谚有云“任何人不得被迫自证其罪”，或称“任何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这条法谚一般认为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不得以暴力、威胁、利诱和其他方法迫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有罪供述；二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即有拒绝招供的权利。前者是刑事诉讼中保障人权的最低标准，后者则是进一步要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搜集证据”；而第93条中又规定犯罪嫌疑人有如实供述的义务。实际上，赋予犯罪嫌疑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并不否定犯罪嫌疑人自愿作出供述和提出辩解，而且主动坦白交代在量刑时应当作为从轻处罚的重要情节。

　　正如曹大和事件目击者成准强所说，“我希望这件事完全从法律层面来运作，不希望舆论给列车长或者给曹大和带来不公正的裁决。只要这案子依法办理，合乎程序正义，那不管有什么结果，我都接受。其实，我跟列车长无冤无仇，我不是恨他这个人，他也是制度的受害者。他女儿在读初中，如果他被判了刑，我愿意资助她。”

　　这就是法律之外人性的力量。法律只能惩恶，人性却能扬善。当这二者完美地结合之时，整个社会才能昂扬向上。

来源：大江网——江南都市报 编辑：李志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