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

    如果我们能够从足够的高度来俯瞰祖国大地的话，你会发现一个奇异的现象：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两项工程，共同组成了一个巨大的汉字——“人”字。那阳刚的一撇，是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而那阴柔的一捺，就是纵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作为我国唯一一条南北流向的人工长河，京杭大运河天然就具有沟通与交流的特质，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孕育了中国以徽商为代表的近代商业文明，也为我们考察中国的商业变迁提供了一个样本。过去的30年，正是中国的商业文明重新被唤醒并逐步与世界接轨的过程，这场持续深入的变革会在曾经孕育了中国商业萌芽的运河两岸留下什么痕迹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经济频道三个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年轻记者，踏上了重走徽商路，寻访大运河的旅程。

　　三十年前，当这个国家开始向商业转轨的时候，他们差不多才刚刚出生。对于他们来说，那时发生的一切都是陌生的。此行，他们以虔诚的信念，重温着沿途历史的变迁，他们用忠实的镜头，纪录了运河两岸时代的脉动……

　　一、千里运河 始于足下

　　6月12日下午，晴，我们从安徽省石台县仙寓山榉根岭古徽道出发。

　　仙寓山，位于安徽省石台县境内，海拔1300多米，是皖南第四高峰，烟雾缭绕处，自古盛产名茶。从明武宗正德三年，也就是公元1508年起，这里出产的“雾里青”茶就被列为朝庭贡品。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瑞典海洋考古专家对沉没的“哥德堡号”商船进行打捞，竟然在船上的青花瓷瓶中发现了这种“雾里青”茶，更让人惊奇的是，在海底沉睡200多年后，这种茶叶居然还能饮用。

　　“阳春三月手提篮，采茶姑娘喜洋洋哎，江南哎名茶雾里青……”

　　这些挑担子的人来自四面八方，有年过半百的退休工人，也有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为了一个共同的信念，这些原本素不相识的人走到了一起。

　　“重走古道徽商路哎，挑担茶叶上北京……”

　　他们当中有不少人都是徽商后裔。当年，他们的祖先就是这样弯腰曲背，把茶叶从深山中一担一担挑出来的。在人多地少的古徽州，远走他乡，长途贩运成为许多人谋生的手段，后人把他们称作——“徽骆驼”。我们重走徽商路的大运河之行，便从这蜿蜒数十里的青石板路开始了。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将结伴而行。

　　秋浦河，发源于仙寓山北麓，顺流而下，便是长江了。秋浦河被称作“流淌着诗的河流”，历史上有不少文人骚客曾来这里寻幽访胜。相传，诗仙李白曾“五到秋浦”，留下了许多动人的诗篇。

　　《秋浦歌十七首》：

　　秋浦长似秋，萧条使人愁。

　　客愁不可度，行上东大楼。

　　正西望长安，下见江水流。

　　寄言向江水，汝意忆侬不。

　　遥传一掬泪，为我达扬州。

　　诗中提到的扬州，是长江和大运河交汇的地方。尽管当年的徽州商人们没有那么多闲情雅致，但是他们和诗人一样向往扬州。因为那里不仅富人云集，而且上可至京城，下可达杭州。

　　天方茶叶集团董事长郑孝和告诉我们：“这个秋浦河，徽商西出的时候，就是从这条河，把皖南的茶叶，包括土特产品，从这条河放排，就是放竹排，一直放到殷家汇，从殷家汇再进入长江，然后再从长江进入大运河。”

　　自明朝中叶以来，安徽大江南北的贡茶、官茶、商茶进京和运销海外，京杭大运河都是主要商路，长途贩运积累的地理、水陆交通方面的知识，帮助徽商介入了以京杭大运河为南北动脉的漕运生意，而漕运经验又帮助他们取得了“盐纲”的经营权。与大运河的这种特殊渊源，正是徽商能够成就财富传奇的奥秘所在。

　　半个世纪过去了，这条写满财富神话的古商路如今是怎样一番景象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漂向了长江的第一站——池州。

　　二、傩戏——永远的根祖记忆

　　6月13日上午，小雨，我们到达池州。

　　刚进入池州城，当地人便以这种原始古朴的民间戏曲——傩戏，欢迎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朋友。

　　这种古老的舞蹈起源于原始社会图腾崇拜的祭祀仪式，目前仅在我国西南部一些少数地区还留有遗存。

　　第一次听说傩戏，是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千里走单骑》中。身患绝症的日本青年生前最想看到的，竟然是这样一个在中国连名字都让我们感到陌生的剧种，这多少让我们有些尴尬。

　　让我们感到尴尬的还不止这些，即使是在傩戏的重要流传地池州，城里人似乎对这种古老的戏曲形式同样感到陌生。我们随机采访了一位池州市民，“听说过，但是我不怎么太了解。”

　　这位老人64岁了，唱了大半辈子傩戏，老人说，傩戏靠的是一辈一辈身口相传，能保留到现在实属不易。本来以为祖传的手艺就这样断送了，没想到到了八十年代，政府鼓励把一些消失的民风民俗恢复起来，同时带动旅游业的发展。这样一来，祖传的手艺有救了。安徽池州姚家傩戏会长告诉我们：“感觉到改革开放以后啊，把这个傩神恢复起来以后，心情开朗，好像我们这个地方有这个神保佑了，就不会受天灾人祸。”

　　这几年，他们尝试着走出祠堂，走上街道，古老的傩戏还演出了点商业味。我们问一位表演者：“您一个月能接几次这样的活？”“不一定，有的时候能搞到两次到三次，有的时候就没有。”“这对家里的收入有一个贴补的作用吗？”“有啊，有。”

　　前不久，这位老人所在的姚家戏班还应邀到艺术之都法国巴黎演出，在世界面前展示了中国古老文明的魅力。老人说，这么好的东西就怕他传不下去。“当时学的时候是我岳父他讲，‘你学吧，我们老了，死了怎么搞啊，你不学谁学’？他是真正的老一辈。一般的是不懂，要有点文化的人(才懂)。”

　　看看戏班里演员的年龄，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位老人的心情：这些表演者大多年过半百，最大的已经八十了多岁了。有人说文化是一个民族记忆的背影，当这个背影渐行渐远，我们拿什么来证明她们曾经存在过呢？可是紧张的行程并没有留给我们太多的思考时间，因为在不远处的长江池州码头，“雾里青”号正等待着我们。

　　“雾里青号”， 一条由摆渡船改装而成的客船。从这里开始，我们进入了长江，未来20多天日子里，这艘船将载着我们沿长江一路北上。“现在是上午四点半，那个方向是北，那是长江。”

　　按照计划，如果运河北段不能继续通航，我们将下船改走陆路。但是究竟往北能开多远，船上没人说得清楚，包括船长在内。或许，不确定，就是这次旅行最大的魅力，下一站——铜陵。

　　三、大通古镇：废墟上的繁华

　　6月14日早晨，小雨，我们从池州登船，进入长江，驶往铜陵。

　　雨一直在下，我们的船也渐渐靠近下一个目的地——铜陵。船长告诉我们，铜陵有一个叫大通的古镇，历史上曾与安庆、芜湖、蚌埠齐称安徽的“四大商埠”，而且还有“小上海”之称，应该去看看。

　　到达铜陵，已是早晨7点多，稍做调整，我们驱车赶往大通。

　　我们乘坐渡轮驶往江心一个叫和悦洲的小岛。当地人告诉我们，大通当年最繁华的景象就在这座岛上。岛上的百姓说：“对，徽商都来做生意，跟‘小上海’一样繁华。”

　　踏上这座岛的刹那，我们却开始怀疑是不是来错了地方。眼前的景象让人怎么也无法将这里和繁华联系起来。为了打开心头的疑惑，我们找到了岛上一位老人施启益。“我(今年)81了，就在这个地方出生的。”

　　从小生活在和悦洲上的施大爷年轻时是岛上生产队的队长，岛上的一草一木他都了然于心。这两年，他和老伴修了个鱼塘，江对岸的很多老人闲暇时就到他这里来钓鱼。谈到大通当年的景象，老人们兴奋不已。“三条街啊，七万多人口，街上车来人往的。”“那个时候热闹得不得了。”

　　吃过饭，施大爷带我们前往当年繁华一时的古街。这是一条几百米长的石板街，两边高耸的马头墙、青石板还能看出浓重的徽派建筑风格。施大爷向我们介绍：“这是当年的一个发电厂，火力发电。这是过去的银楼，卖首饰。安徽地方银行就是这个地方。”

　　这里曾经的繁荣还远不止这些。20世纪初，只有两平方公里地方，经营着大量的钱庄、银楼、和旅社，同时还有学校和安徽最早的白话文报馆。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曾经的“小上海”变成了这般模样呢？我们找到了岛上的另一位老人沙开成。“大水淹了以后，1998年大水有这么高，人在这住不起了，以后就搬到那边去住了。”

　　沙开成今年60岁，靠着在岛上做一点手工活维持生计。年轻时跑船的他告诉我们，由于陆路等各种交通方式的兴起，大通早年间赖以繁荣的水路优势逐渐消失，昔日的繁华商埠渐渐衰落。加上长江水位逐年上涨，每次发大水时，大通都难以幸免。经历了几次严重的破坏后，当地政府决定拆迁移民。“留下这些大部分都是农村的，农村的他老年人啊，他不想走了。”

　　这些年，很多人早已搬走，年轻人也大都外出打工，留在岛上的人越来越少，但老人们依旧希望能守住自己的家园。

　　在大通另一条古街上，我们偶然发现了一家很古老的理发店，这里极为传统的陈设，吸引我们走了进去。陈家远是仅有的两位师傅之一，他在这家理发店里干了快50年了。当年生意好的时候有40多个伙计，一天接待100多个客人。“到1981年吧，改革开放以后，搞了几年，就干个体的越来越多，就竞争力越来越大，集体就搞跨了，往后就解散嘛，1994年就解体嘛， 解体以后就是单个过，各搞各的，有的小的就调走了，老的就死了，现在就剩我们几个人。”

　　如今陈师傅和一个老伙计还留在这里，客人自愿选择，各干各的活，各拿各的钱。刘师傅说，从原来的理发店垮掉后，这里就再也没装修过，所以现在看到的还是20多前的样子。对于现在的经营状况，老人有自己的想法。我们问陈师傅：“您打算这个店还开多长时间？” “应该搞不了多少时间，搞到老头死了。越来越少了嘛，死了一个就少一个了嘛。”

　　一个曾经盛极一时的商埠，因为现代交通的建立和自然的水患而离开了商业舞台，这不免让人遗憾。但愿有一天，当我们再路过这个叫大通的小镇，还能触摸到那块石板，那面砖墙，还能感受到几百年前的温度。

　　四、芜湖：傻子瓜子还好吗

　　6月14日深夜，大雨，我们到达芜湖。

　　大通古镇的繁华已经成为过眼云烟，曾经同为四大商埠之一的芜湖，是否风光依旧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在夜色朦胧中再次启航。

　　这一路，风雨飘摇，后来，一位挑茶的义工周成成用这样的诗句来形容当晚的心情。“辽阔江天长恨晚，不尽情思怨夜长……就是这么辽阔的江面气势恢宏，但是到了晚上你就看不见她了，所以说会不喜欢晚上。”

　　芜湖，一座通江达海的城市，被誉为徽商的摇篮。说起徽商，人们首先想到的，恐怕就是清朝末期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了。其实，在如今的安徽，也有一位和政治有着特殊渊源的商人。熟悉当地情况的《芜湖日报》记者魏爱林向我们介绍：“当时年广九家，就住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报社的对面，对面有个小巷子，巷子里面进去了以后呢，里面有个红的平房，就在那个院子里面的时候炒瓜子。”

　　相信在大多数中国人关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记忆里，或多或少都会有傻子瓜子的味道。魏爱林说：“在这边炒，炒好了以后呢，它就在那个前面的那个装潢的前面那个黄颜色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呢，过去呢是一个胡同，一个胡同口，年广九呢就在那个胡同口的门口呢，就在那卖瓜子。”

　　年广九，一个靠炒瓜子起家的个体户，却被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两次在重要的场合点名。邓小平的话不仅一次又一次让年广九从危难中解脱出来，也让傻子瓜子越来越出名。“当时卖一毛钱一包，就是那个书啊，就是书纸撕下来以后，就一张纸正好包一包瓜子，是一毛钱，当时最初的时候是这样的。”“当时生意怎么样啊？”“当时生意蛮好的，特别是到了下午的时候啊，很多人从这儿走的时候啊，都买，节假日的时候买瓜子要排队的。”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当年红遍全国的傻子瓜子开始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傻子瓜子怎么了？现在还好吗？

　　当年的胡同如今已经是芜湖最热闹的步行街，在这家略带着上世纪80年代食品店痕迹的瓜子店里，我们依稀还可以看到当年傻子瓜子的影子。来买瓜子的消费者告诉我们：“因为我不是这边的人嘛，然后过来之后，他们都说傻子瓜子都挺好吃的，然后我就经常来买。”“听说这边瓜子挺好吃的，说是这边芜湖的一个特产吧。”“这个有名的，有名的，我们芜湖市有名的瓜子，好吃，比其他瓜子好吃。”

　　这家瓜子店的主人，也就是年广九的长子，已经于两年前意外去世了。如今的年广九也已经退居二线，在家安享晚年。生意上的事情，则由他的二儿子年强在打理。

　　离这家瓜子店不远，就是年强的专卖店，晚上，在这家瓜子店的二楼，我们见到了匆匆赶来的年强，他现在是傻子瓜子有限总公司董事长。“我们创建的当时是以家庭的身份来进行创建的。那么，逐步从80年代初吧到1983年吧，然后从一个整体的一个家庭共同经营傻子瓜子，然后分工有三家进行经营的。”

　　事实上，过去的十几年里，傻子瓜子走得并不顺利。我们对年强进行了采访。“我们都非常关心你父亲年广九的状况，你能给我简单介绍一下吗？”“我父亲呢，应该说，有一定的年龄，岁数大了一点，但是精神还是比较很旺的。”

　　傻子瓜子还是当年的傻子瓜子，但是市场已经不是当年的模样。如今在许多大城市，已经很难看见傻子瓜子的踪影。“那就它整个全国的范围来讲，那个这个市场有多大，就是这个瓜子？”“全国的瓜子销售量是一千多个亿。那么这样上规模的企业才能做到二百过个亿，市场的空间是相当的大的。”“那我们这个企业在市场当中占的份额大概是多少？”“份额很小，份额还是比较小的，1%左右。”

　　即使是在傻子瓜子的大本营芜湖，我们也同样感受到了硝烟四起的味道。在一家小型超市里，我们向经营者询问：“现在一般那个就是消费者来买的话，是买洽洽多，还是傻子瓜子多？”“消费不同，口味不同。差不多。”“差不多？”“应该傻子瓜子量大一点。”“大概，有个具体数吗？”“傻子瓜子20袋左右。”“那洽洽呢？”“洽洽十袋左右。”

　　我们问年强：“你觉得现在市场竞争压力大不大？”“我觉得没什么压力，我们的产品一直是供不应求。”“那像我们这个，80年代初级家喻户晓这样一个品牌。就是说，现在我看像我们在北京、上海，就见不到傻子瓜子，反倒是看到一些洽洽其他的一些品牌，你觉得是为什么？”“对，我刚才说到两个产品，一个就是目前我们的产品还供不上来，它就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第二就是它的你现在能满足局部的市场需求，你得售后服务和各方面你不能到位。”

　　对于年强来说，2008年有着特殊的意义。“那么傻子瓜子改革开放也渐渐30年了，它现在对这个傻子这个品牌，现在也在进行整合正在重组。”

　　年强的愿望没有停留在口头上，占地170亩，总投资1.2亿元的傻子食品工业园已经破土动工。我们问他：“你从你父亲身上学到了什么？”“我从我父亲身上学到了，就是做傻，执着，就是做什么事情要做到位的一个概念。”

　　三十年前，当大字不识一个的年广九靠卖瓜子赚到第一个一百万的时候，南京大学的一位教师胡福明正在苦苦思索，不久，他将自己的思考写成了文章，寄给了《光明日报》，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后来，这句话在中国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从芜湖到南京，不经意间，大运河将这两个曾经的标志性人物联系在了一起。三十年后的今天，胡福明在思考什么呢？

　　五、重访南大：寻找思想的印记

　　6月15日，晴，我们抵达南京。

　　不巧的是，当我们的船在南京靠岸的时候，胡福明正在赶往北京参加一个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念活动，我们留在北京的同事去采访了这位老人，而我们则来到了他当年思考过的地方——南京大学。南大的学生对于当年的那篇文章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对中国的思想解放也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他好像有一种破冰之旅的感觉，实际上他自己这边可能也觉得忐忑不安。”“用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其实更能够表达这样一种情感，他说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同样的一个道理，作为一个学者，从古代到现在应该对真理应该有更高的追求，而真理的价值应该高于一切。”

　　胡福明曾任江苏省政协原副主席，他在北京与我们同事的对话中说：“天下兴旺匹夫有责嘛，责任感，历史的使命感，下决心写文章。中国那么大，八亿多人口，我想一定有许多人，至少有相当一批人，一开始也反对凡是的。我觉得我不过是比人家早写了几天，写得快一点，我当时比较积极一点吧。这里边有个很严重的因素，不是我有才能。”

　　后来，胡福明先后在江苏省委和政协任职，尽管现在七十二岁的他已经赋闲在家，但是对社会上的点滴变化他还是保持着高度的关注。“那您最近是在研究？”“发展理论。思考整个30年的历史了，当然也在研究未来。跟30年前比，中国人民的思想意见、人生观、思想价值观点，我说都得到了升华。”

　　其实，正是这样一种冲动和力量在推动着我们这个国家一路前行，不论这种力量是来自大学教授，还是卖瓜子的小商贩。

　　从南京出发5个小时，我们的船终于驶进了大运河，在这里排队等候过第一道船闸。船闸是用来提升水位的，一路往北，我们还要通过十几座这样的船闸。驶出船闸的一霎那，我们仿佛来到另一片天地。

　　六、扬州：一条古街的前世今生

　　6月17日晚，阴，我们抵达扬州。

　　沿着久违的大运河，我们到达了久违的扬州。关于扬州，我们曾听到两种说法，一说扬州是“徽商”的殖民地，一说扬州的一条古街就是一段历史。果真如此吗？

　　关于第一种说法，我们透过这些随处可见的“青砖、白瓦、马头墙”找到了答案，为了印证第二种说法，我们来到了位于扬州古城东北角的著名古街——东关街。

　　沿着东关街从东往西走，我们看到了两条完全不一样的古街。以这条巷子为界线，东边是看上去有些破乱的旧宅老巷，往西走则仿佛真的回到了历史上繁华一时的扬州古城，只不过这里正在散发着淡淡的油漆味罢了。同是一条街，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呢？在这家小六子烧鹅店，我们了解了这条街的故事。

　　原来，从今年年初开始，这里开始了大规模的旧城改造，街西面的老住户都已经拆迁走了，原来的老街就改造成了刚才我们看到的模样。烧鹅店经营者说：“还不知道怎么弄呢，我们希望我们是留下来，还继续在东安街卖老鹅。你毕竟换一个地方，到外面搭摊子去，你还要花个二三年的时间，才能把名牌打出去，我们也是名牌啊。东安街就是历史老街，为了把它打造得更美观一点，改造是必要的。历史在不断在前进，像现在西边把它改造成这种模样，他就是历史在前进，历史在进步啊。”

　　改造还在继续，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夫妻俩连同他们的烧鹅店，也将搬离这条古街。

　　他叫韦明铧，扬州文化研究所所长，多年从事扬州和运河文化研究，这些年他一直在为扬州古城的保护奔走呐喊。“作为先人留下来的遗产，我们无条件加以保护，是要跟它的原貌进行恢复。这是我们专家的意见。领导的意见呢，他们认为呢，文物当然要修复，但是修复的目的是为了用，为了利用。所谓利用呢，也就是使它成为一个旅游景点。东关街的改造我们认为并不成功，你们是不是刚才看过了？刚才走过了？你想想，那样一条街，你们从东边城门进来的时候，东半部的话基本还没有修复，还保留了很多的老房子。虽然残破但它是真的。西半部经过整治以后，你看到虽然很像旅游的古街的样子。你看它每瓣墙都是新的，老墙几乎是很少很少。像这样的整治，到底有多大意义？对文物到底是保护还是破坏，我觉得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考虑这个问题。”

　　争执还在继续，改造也还在继续。至于将来怎么改造是可以探讨的，但是保护与改造的脚步却不能停止，脚步停了，争执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是几天来最长的一段水上航行，眼看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我们只能在岸边停靠，体验了一次野外生存。

　　行走在运河上，总是能看见不断地有船家从我们身旁经过，少则三四条，多则十几条，好似行驶在水上的火车。两岸的风景随着我们的行程在变换，但运河上的人家却永远是风景中的主角。如今行驶在大运河上的船舶大约有10万艘。这些在运河上讨生活的人家，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呢？

　　七、我家住在运河上

　　郁金燕是山东人，在运河上跑船已经快20年。这一趟，郁金燕一家要运一船煤到江苏靖江。聊到年轻时跑船的日子，郁金燕形容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当时稍微条件好点呢，就是搭个篷。要是条件不好的呢，就连篷都不搭了，就是下雨了，刮风了，就是说，都在这个太阳底下，都在外面就扶这个。”

　　如今，船变大了，船上的生活也好了，但是最近有一件事让郁金燕特别地烦心。“我没给你讲，就是刚兴跑船的时候，就咱大运河刚兴跑船的时候，那时候都不少搞钱。现在别说船大了，也不多搞钱。怎么说，什么都贵了，你那个油现在也贵了，像我们一来回都烧5吨油，你5吨油多少钱了？我们毛钱只6万，不到6万块钱。这个光油就4万左右了。再加上这些罚款过闸。”“现在一趟下来能挣多少？”“能挣八九千，成万块钱，八九千到上万，还得40天。”“相当一年能跑几趟？”“最快能跑七八趟吧。”

　　油价上涨，让郁金燕一家的收入大不如前。家里两个女儿还在上学，所以即便挣得少了也只能跑下去。郁金燕说，自己早已习惯了船上的生活，离开船就睡不着觉。虽然现在运河上的钱不好挣了，但还是比种地强一些。她希望两个女儿好好学习，以后可以不必再过这样的生活。

　　八、济宁——这里的运河静悄悄

　　6月19日，晴，我们到了运河之都——济宁。

　　冷机长问船主：“现在就像咱们这个船还大概能跑多远？”“这个估计能还有不到20公里。”“不到20公里，前面运河就不通了？”“对。”

　　经过近半个月运河上的奔波，我们进入了济宁河段。沿途早就听说济宁往北就不能通航了，但是究竟还能开多远，我们还是不太清楚。船长开始留意水位的变化，驾驶也越来越小心。他告诉我们：“过了济宁水要浅一些了，基本上就要戳到这个水了，戳到这个水是警戒水位。”“那这个绿色那个位置呢？”“那就不能走了。”

　　断航之后的运河究竟是什么样子呢？考虑到继续开船可能会有危险，我们决定下船乘车继续往北走。

　　驱车一个小时之后，在济宁梁山县，我们看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大运河，这里没有了马达的轰鸣和往来船只的喧嚣，水面静静的没有一丝波澜，只有两岸的杂草在恣意地生长。这样一番景象不免让人伤感，不过让我们略感欣慰的是，将来，梁山到济宁的这段运河将以另外一种方式，继续发挥她沟通南北的作用。离我们所在的位置不远处，就是一个规划中的南水北调的提水泵站，目前工作人员正在调研当地百姓的迁移情况。济宁南水北调建设管理局副局长陈涛说：“下一步结合通航，再以后这个水位常年保持这个水平，能通航的这个水平，三级航道，基本上就不会再出现这个干枯的现象了。”“等于这个闸站主要是蓄水吗？”“从这往上提水，南水北调嘛。”：

　　关于济宁——曾经的运河之都，我们曾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开车一路向南行，闻到臭味到济宁”。多年研究运河文化的许庆山向我们描述了当时的情况，“水污染比较严重，就是八九十年代，眼前这条运河，臭烘烘的，发黑。八九十年代，化工还是咱济宁的支柱产业，财政支撑全靠这些化工(企业)。后来90年代下了决心，关了几个厂子。”

　　十多年过去了，如今的运河能承担起南水北调的重任吗？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来到了济宁市环保局。副局长李敬表示：“按照山东省南水北调，综合排放标准的要求，在整个调水沿线和输水干线上，要求不允许有排污口自排。第二在调水沿线两侧15公里范围之内，要求所有的企业都要执行COD(有机物含量)标准60毫克每升以下，那么在南水北调这个汇水流域范围内，而调水沿线15公里，两侧的15公里以外，要求所有的行业都要执行COD(有机物含量)在100毫克每升以下。所有企业都要尽最大限度，实现废水的资源化，减少向自然水体排放污水。”

　　济宁菱花味精集团曾经是在环保部门挂了号的高能耗大户，这就是工厂的排污口，工厂的工业废水先要经过自身处理，达到排污标准后从这里进入市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厂经过集中处理后再排入大运河。我们问集团有限公司执行总裁杨玉岭：“现在这个口每天排放的污水的量是多少？”“我们一天现在是三千方左右，不到三千方，就是从管道中流走了。”“三千方经过处理的污水？”“对，原来呢我们在两万方一万方，原来的这个口，你看，原来是满满的一个口，现在慢慢地降到没有了。如果你下次再来，发现这个地方没水了，我零排方实现了。”董事长江保安表示：“如果单纯地追求利润的话，不注意整个的社会效益，这是不会长久的，只有注重社会效益，然后再给企业的利润结合起来，这样的企业会做，越做越好，越做越强。”

　　如今，济宁的水变清了，但是作为老济宁人的徐庆山并不满意，在他看来，让运河的水变清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将运河的文化重新恢复起来。就像许庆山说的：“运河的丰厚主要在文化层面上，它的开放的特质，它的交流的特质，它那种人文和自然，天人合一的特质，人跟自然无争那种和谐，我觉得这才是咱的根本。光挣了钱了，把水弄脏了，弄得子孙都不能喝，从好几百里之外引水，你说多难受。把生态进入了文化层次，我觉得这是一个终极高度。”

　　离开济宁后一路向北，运河就断航了，直到天津，我们终于找回了滋润的大运河。

　　九、天津：运河边上的院子

　　6月21日，我们驱车到达天津。

　　与我们一路走来的大运河比起来，天津的运河少了一份船来船往的嘈杂，多了一份安逸的生活气息。古运河边上有很多市民在钓鱼，散步，甚至有人偷偷跳进河里洗澡。这位老大爷从小在运河边长大，他说，运河水清也是近些年的事情。“这全是大苇塘子，全是宣泥，实际全是污水，对污水河实际上就不通了。”“如果以后这块还能通船，您愿意自己去尝试一下，去再坐坐船吗？”“通船我当然希望，我到杨柳青看看，说计划通杨柳青，到石家大院去，这条河就直接通石家大院。”

　　老人提到的的石家大院是位于天津杨柳青镇的一座古代宅院，这座宅院依运河而建，宅子的命运也和这条运河有着密切的联系。杨柳青博物馆副馆长宫桂桐解释说：“因为石家就是运输粮食的，他就是因为这条运河而兴盛，没有这条河来讲的话，如果杨柳青没有这条河，我想杨柳青不会有这个大院的。”

　　靠着运河，这家宅子的主人生意越做越大，大院也越来越壮观。后来，石家大院成为旅游宝地，但是门前这条运河的命运，却越来越惨淡。宫桂桐说：“就等于是逐渐成污水河，后来就是在1984年的时候，当时政府部门也是本着为老百姓干点实事，希望人们能有一个公园，有一个去的地方玩的地方，当时就决定把这条河给填平了。”

　　一座因河而生的院子，没有运河怎么行？2002年，政府重新意识到运河的作用，又将运河开挖了出来，并配套建造了公园，整修了道路。“在这个没有建起来的时候，我们这的可以讲客流量还是比较少的，现在来讲的话游客来的话，可以直接开到门口了，人们就可以在这参观石家大院，可以划船。”

　　如今，运河的重现让这座因运河而生的宅院重新焕发了生机，这里每年要接待上百万游客。

　　经过了近一个月的长途跋涉，我们终于抵达了目的地——北京。作为礼物，这些义工一路挑来的茶叶，将通过中国红十字会进行拍卖，拍卖所得会全部捐给四川地震灾区。而我们，也把这次大运河之行带来的特殊礼物，交给了大运河主题公园。大运河给了我们太多太多，过去是这样，如今依然是这样。而我们，又能为大运河做些什么呢？

　　对于大运河来说，我们都是匆匆过客。此行，我们的记者沿着大运河行走了两千多公里，跨越了大半个中国，可以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感受了现代工业文明在运河两岸留下的痕迹。但是最让他们印象深刻的，却是那间三十年容颜未改的理发店，是濒临消失的傩戏，是正在如火如荼改造中的扬州古街，还有傻子瓜子那不变的味道，还有胡福明教授对正在蓬勃向上的国家寄予的无限期望，更有老百姓对越来越好的日子的期盼。

　　在上周的《中国财经报道》节目里，我们播出了《当艺术遭遇市场》，随后的一周，许多观众给我们打来电话，表示对节目报道的内容非常关注，并询问重播的时间，下面我再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告诉您。每周一的22：03是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周二下午14：05是节目的重播。同时，观众朋友还可以通过央视国际网站点播我们的节目。为了让观众朋友更详细地了解我们的节目内容，我们栏目正在陆续编辑出版“打开经济问号”系列丛书。丛书的主要内容是我们已经播出的节目，并增加了更多的背景资料和专家评论，内容更加翔实，更具可读性。目前，《“次贷飓风”的未解之谜》和《下一个疯狂是谁》两本书已经出版发行。希望关心我们节目的观众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给节目提出建议。同时，我们将向提出好的建议的观众朋友赠送丛书。再次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一如既往的关心和爱护。

　　（策划：姜诗明 本期主编：刘宝恒 编导：厉成功 吕振华 周琰）

来源：央视《中国财经报道》 编辑：李志鹏